抗灾日记8**

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我们的工作逐渐开始向灾后重建转移，日子有些无聊了，繁重且重复的物资搬运工作，让人觉得有些烦躁…好歹也是个政工干部，于是不得不采取一些方式鼓舞士气，比如说唱军歌，比如说让部队形成一种可控的野性和傲气，都是提高士气的有效方法。

这几天倒也碰到了不少好玩的事，前一阵下乡，第一次割麦子，打麦子，体验了农民的辛苦;前几天禁烧秸杆，第一次感受了扑火的呛热;这几天守物资，第一次有了抓小偷的兴奋…不得不说灾难是次难得的经历，丰富了人生，增长了经历。

庚金，6月2日21时45分，于汉旺帐篷。

抗灾日记7**

躺下静思，发现自已的心理似乎出了点问题，最近变得懒得说话，而且急躁易怒，不是好现象，决定如果明天休息，就去心理干预组那里去转转。

**日复一日重复的工作极其无聊，让人昏昏欲睡。把机床附近的建渣挖干净，然后挂上吊绳，等工人运走。使我特别想念完整的街道和情绪稳定的脸…

**这是一篇中断的日记，原因是某头熊实在无法战胜可以喝酒吃肉的诱惑，于是跑去陪领导宵夜：)说心里话，今天有些不爽，连队火线评功，却让我很是有些感慨，人情这个东西总是躲在一些冠冕堂皇的词句后面发挥着龌龊的做用，让人愤怒却又无可奈何…

这个本应激励群众的垃圾评功完全的冲淡了洗到热水澡的兴奋和做完心理辅导的轻松，让这个夜变得无趣且无聊。

庚金，5月25日22时56分于汉旺。

抗灾日记6**

今天工作还算简单，简单到换成搬运工就肯定比我们做得好…

本以为这一天就如此过去，但世事往往如地震般出人意料，东汽广场钟楼巨大的指针让我突然意识到，它寂寥的停在了地震发生的那一刻，12日14时28分…那一刻，唯有沉默，似乎只有沉默才能表达如此复杂的心情…环绕钟楼一周，算是继国难日后的，独自一人的对亡者的祭奠吧。

庚金，5月22日22时25分，于汉旺东汽运业车库地铺。

抗灾日记5**

忽然发现话不能乱说，昨天刚和朋友说过汉旺灾情比较重，结果今天部队就被调到了汉旺…

不过对我们连来说，可能调到这边相对更好一些，部队终于归建了，结束了寄人篱下的日子，颇有些游子归家的幸福感。

**一路走来，德阳这边的伤亡似乎比都江郾好些，但灾情似乎更重些。很多庄稼都留在了地里，也就意味着几个月的辛劳和付出没了收获，不过，情况也的确在渐渐稳定，田间也零星出现了插秧的农家，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

庚金，21日，22点25分，于汉旺某处地铺。

抗灾日记1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用手机写东西，同时，也真的希望是最后一次。

**12日，外训驻地，我这个北方汉子第一次亲历了大自然的威力，地震了…

而当我们尚未从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清醒过来时，出发的命令已经传来，于是，我下达了了担任主官以来最后悔的决定，很多兄弟穿着单薄的体能训练服就上了车。

**是夜，都江郾大雨，新建小学内，兄弟们冒雨奋战，没有手套，没有安全帽，没有雨衣，大雨倒垃圾一样的扣在我们身上…

晚上5点到次日上午8点…近16个小时，几乎没有休息，只有少量的饮水和饼干，两个连队60余人的兄弟们生生用手挖出了10余名生还者！

骄傲的是，队伍中的宣传人员也放下了相机，冲到一线抢救人员，甚至温总理到现场时，都没人去看，工作都没有停滞;也因如此，比我们迟了一个多小时到达现场的带着大批报道人员的武警享受了一些不应得的荣誉，而我们这支第1个到达都江郾的灾区的部队，仍然默默无闻。

成都军区78xxx部队直属教勤、十一分队，所属78ｘｘｘ部队，第一个到达都江郾;所属78ｘｘｘ部队，第一个到达德阳;所属78ｘｘｘ部队，前几名进入绵竹;目前全部投入抢险，至今仍奋战于抗灾一线…

庚金，5月16日，于都江郾帐篷内。

注：这是庚金在5月16日23.53分发给我，让我给他更新的，考虑到一定因素，部队番号我隐去了几位，

　　　　　　　　　　　　　　　　　　　　　　　　　　　　　　　　　　　　一个字头

抗灾日记2**17日

抗灾日记2**17日，部队休整，统计各种数据，截止16日20时，我连21人共救出幸存者11人，挖掘遇难者遗体36具，卸载各种救灾物资近50吨，解救被困车辆2台，挖掘整理各种财物近10余万元。庚金，5月17日15时，于都江郾帐篷。

抗灾日记  3**18日

抗灾日记  3**18日，

昨夜大雨，帐篷有些漏水，褥子和被子都湿了，幸好今天是个高温大晴的好天气，估计一会回去会睡个满是太阳味道的好觉。

上午很平静，继续着一如往常的挖尸工作，突变发生在下午，正当我们准备撤回时，几名志愿者报来消息，在我们工作不远的地方，有名幸存者，紧张的营救工作就此展开，警戒线，通知搜救队…在这里又要说些不该说的话了，无论是##还是##，工作效率实在是有些低了，挖起人来仍旧不紧不慢，倒是随队记者工作效率很高…终于没忍住，冲上去给那帮家伙做了个示范，小小的展示了下pla的战斗力…部队被换下来拉警戒线，我个人下来也近半个多小时了，某些单位仍在开会，施工进度仍停留在刚刚的位置…18日21时45分，都江郾蒲阳路352号，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向在今天发现了2名幸存者的志愿者们致敬，祝下面那位大姐好运…

抗灾日记4**

今天又是休整，随着上来的部队越来越多，现在的工作已经有些规律了，基本能做到隔天休息，这样一来，人的心理和身体都能得到充份的放松，对工作的持续很有好处。

**14点28分，全国默哀，气笛哀鸣之中，一直在想第一天没救出来的那两个孩子，一个是女孩，几块巨大的预置板压在她身上，稍微移动就会坍塌，于是，只能看着她死去;而男孩是只差了一点点时间。

**实在是搞不懂那些预报，刚刚被从被窝子里拖起，全部上车睡觉，于是好一阵鸡飞狗跳…没心情记东西了，躺平身子准备睡觉了。

20日0点33分，庚金于都江郾某处运输车箱板上。

这是我的一个正在四川灾区抗震的兄弟写的日记，发到了他的博客里，我转载了过来。他可能现在还在第一线。祝福他平安归来！~~~

         地震已经过去了八天了，最近总是在忙。到目前为止我只联系到了一个在中江的战友，不知道我其他的在四川的战友怎么样？你们是不是安全呢？

         希望他们没有事情！~~~~

         最近，总是在忙。就连一些聊了很久的网友们一起要捐助帐篷的事情我都没有时间去给他们打钱，搞得很不好意思的。http://www.liumeng.com/bbs/dispbbs.asp?boardID=8&ID=32943&page=1

         一个在成都军区某部队的战友，在地震当天就到都江堰救灾去了，联系了五天没有联系上。后来终于联系上了，放心了。他到目前为止还在灾区救灾，抽时间把他的救灾日记转发过来。

彭德怀元帅和夫人浦安修

朱德元帅和夫人康克清

叶剑英元帅和第四任夫人危拱之 

徐向前元帅和夫人黄杰

聂荣臻元帅和夫人张瑞华

罗荣桓元帅和夫人林月琴

刘伯承元帅和夫人汪荣华

林彪元帅和夫人叶群

贺龙元帅和夫人薛明

陈毅元帅和夫人张茜

说到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的死，官方历史资料都表明他是死于意大利游击队员之手。不过英国《泰晤士报》援引一份最新的调查报告指出，送墨索里尼归西的不是意大利人，而是由英国秘密特工带领的一支二人小组，而且下达处决墨索里尼指令的不是别人，正是二战时期英国赫赫有名的战时首相邱吉尔！　

邱吉尔下令除掉墨索里尼？　

《泰晤士报》表示，墨索里尼之死的官方版本是这样的：1945年4月28日下午4点10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是在在意大利科摩湖畔被意大利游击队处决。处决令是绰号叫“瓦勒里奥上校”的队长瓦尔特·奥迪西奥下达的。他们的尸体随后被倒挂在米兰的广场上任人唾弃。　

不过根据最新的调查报告，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伪装。实际上墨索里尼等人是在28日上午11点，而不是在下午4点被处决的。而且他也不是死在意大利游击队员的手里，而是死在了绰号为“约翰上尉”的英国特别行动特工罗伯特·马卡罗内，以及他手下绰号为“格拉科莫”的意大利游击队员席格诺·洛纳蒂两人手里。　

意大利官方电视台在最近播出的一部记录片中声称，墨索里尼仓惶出逃时，身上带有一份英国首相邱吉尔的秘密信件。在这封信中，邱吉尔试图和意大利方面达成妥协，让意大利抛弃自己仍在两线苦战的德国轴心国盟友，单独和西方媾和。但问题是，邱吉尔这封信中的内容完全违背了他和美国总统罗斯福1943年在北非卡萨布兰卡会议上达成的共识。当时美英两国首脑都同意，所有轴心集团国家都必须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命运。　

参与制作这部记录片的美国资深记者彼得·托普金斯表示，邱吉尔试图和身为法西斯头目的墨索里尼达成妥协，是为了准备战后应对来自前苏联的“铁幕”威胁。他说：“和墨索里尼一样，邱吉尔一生都坚持其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信念，因此他早就认为和苏联的冲突将不可避免。”不过部分战后撰写墨索里尼传记的作家认为，邱吉尔和墨索里尼两人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秘密协议。　

不过新近解密的部分信件使托普金斯的说法变得非常可信。根据墨索里尼1945年4月24日写下的他一生中最后一封信件，他恳求邱吉尔能“亲自出面干预”，保证他“得到公正的待遇，并获得自我辩护的机会”。　

可能是为了不让自己和墨索里尼之间的秘密协议在这位法西斯头目被捕后公之于众，英国领导层最终决定除掉墨索里尼。现年83岁的前意大利共产党游击队员席格诺·洛纳蒂就站出来证实说，“约翰上尉”潜入意北部活动的特别目的，就是为了除掉墨索里尼，而且为了行动的保密性，他的行动直接向英国意大利战区的指挥官亚历山大陆军上将(后升任陆军元帅)报告。　

墨索里尼手下情报部门首脑托马索·戴维的孙子也证实了英意两国首脑之间的秘密联系。他表示自己祖父在世时不仅承认邱吉尔和墨索里尼的联系，甚至还披露邱吉尔曾经许诺，要帮助意大利获得失去的领土。行刑人回忆当年处决情形　

洛纳蒂回忆说，在得知墨索里尼等人被意共游击队逮捕之后，“约翰上尉”就和他一起偷偷前往关押地点。他们得到风声，墨索里尼被捕时身边有一只手提箱，墨索里尼口口声声对游击队员说箱子里面的东西“对于意大利的未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潜入房间之后，洛纳蒂发现墨索里尼的情妇正坐在床上，而墨索里尼本人则站在一边。这时“约翰上尉”对洛纳蒂传达了来自伦敦最高层的行动指令：除掉房间内的这两个人。之所以要处决墨索里尼的情妇，是因为她知道的秘密太多了。随后洛纳蒂对“约翰上尉”表示，他不杀女人，而后者表示他将亲自动手，并要洛纳蒂干掉墨索里尼本人。洛纳蒂在近60年后的今天回忆说，“约翰上尉”当时的想法很清楚，那就是墨索里尼必须死在意大利人的手上。　

当意识到自己末日将至之后，墨索里尼请求在洛纳蒂等人的监视下，到室外呼吸一下最后的新鲜空气。墨索里尼的情妇则朝着两位行刑人黯然一笑：“看来我们都结束了。”她随后还请求“约翰上尉”朝她的胸部而不是头部开枪。最后，“约翰上尉”和洛纳蒂将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带到了科摩湖畔，让两人靠一堵篱笆站好，扣动了扳机。谈到对墨索里尼的最后印象时，洛纳蒂说：“墨索里尼的脸上浮现出了一种惊讶的神情，但他的情妇则没有。”　

在处决完两人之后，“约翰上尉”从自己的背包中取出照相机，拍下了两名死者的照片，他同时还找到了墨索里尼持有的“非常重要的文件”。　

托普金斯断定，虽然事件已经过去快60年，但有证据显示，“约翰上尉”行刑后拍摄的这些照片仍然保存完好。他说：“洛纳蒂曾于1981年去米兰会见英国领事，要求取得当年的这些照片。但领事以需要上级授权为由拒绝了洛纳蒂的请求。这位领事此后曾致信洛纳蒂，承诺会尽快给他答复，但此后就一直石沉大海。”“官方处决”实为“假枪毙”　

在二战时期同样是盟军地下间谍的托普金斯表示，他也曾经和英国驻罗马大使馆取得联系，询问当年处决墨索里尼照片的下落。当时英国使馆官员保证说看看他们能做什么，但随后他们的答复是“没有”。不过对于照片存在的事实本身，英国人一直没有否认。　

记录片的另一位制作人则指出，当洛纳蒂10年前说出真相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对他报以了怀疑的眼光。她也是在经过了7年的长期调查取证之后才认定，洛纳蒂所说的全部是事实，没有一句虚言。　

与洛纳蒂的讲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关于墨索里尼之死的官方版本却一直在不停地发生变化，充斥着“前后不连贯的描述和谎言”。本月西方媒体才刚刚找到“官方处决”墨索里尼等人时使用的法国“玛斯38”冲锋枪。不过洛纳蒂说，自己和“约翰上尉”拿的，都是轻机枪。　

一名居住在附近的妇女近60年后在纪录片中作证说：“当时我听到了枪声。我抬头看了看钟，快11点了。”她正在花园中干活的母亲则亲眼见到了行刑场面。　

在听到枪声后，意大利游击队员随即赶到现场，带走了两具尸体，并将墨索里尼的尸体竖了起来，看起来好像他还没死一样。随后，游击队员装扮成墨索里尼和他的情妇，来到了“官方刑场”，等待游击队指挥官奥迪西奥导演一场“假枪毙”。　

一名不知情的游击队员当时就看出了事情的蹊跷，他发现墨索里尼和他情妇的尸体“不自然地僵硬扭曲”，而且“几乎没有出血”。这一切都在暗示，处决工作早就结束了。　

对于上述说法，历史研究学者克里斯托弗·伍兹提出了自己的质疑。他表示，是米兰的意大利抵抗组织，特别是左翼政党组织，决定在盟军抵达之前先处决墨索里尼的。(哈尔滨日报)

国际在线-世界新闻报【大 中 小】 【打印】

解放前夕，驻扎在西藏的国民党部队官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变本加厉阴谋制造“西藏独立”。英国驻拉萨商务代表黎吉生(即理查逊)为西藏噶厦(即西藏行政机构)出谋划策，说什么“从目前的世界形势看，如今正是搞西藏独立的大好时机”。之后，一些美国官员也开始参与其中。

1947年9月，美、英煽动西藏地方政府派遣以夏格巴为首的“贸易代表团”携带达赖及噶厦的证件和信函出访印、美、英等国。出访名义上是“使西藏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西藏，结束西藏的孤立状态，并采购黄金作为西藏通货的保证金”，实际上，其真正目的是寻求各国承认西藏为“独立国”。

非法赴美拉关系

夏格巴代表团于1948年7月到达美国访问。甫抵旧金山，就向报界发表谈话称：“我们此行是与贵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夏格巴在华盛顿更是鼓吹根本站不住的谬论：“西藏与中国的关系，仅只是宗教上的联系，中国根本无权管辖西藏人民”。

事实上，这个代表团访美是非法的。他们不仅没有正式的政府护照，而且事前也未向国民政府报告并获批准。可是，美国驻香港总领事却不和中国驻香港外交特派员磋商，就凭夏格巴他们所持的旅行证颁发了签证。

当时，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得知夏格巴率团访美消息后，利用外事活动的机会，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交涉，交给他一份备忘录。

备忘录申明，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根据民国宪法，西藏无权和外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要受中国中央政府的指导和批准。夏格巴和该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无权和美国政府发生直接关系。对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给西藏代表团签证表示不满。

马歇尔对顾维钧说，美国政府会完全按照中国政府关于西藏的看法和愿望行事。美国务院远东司长巴特沃思辩解说，这是一份另纸签证。美国政府没有任何侵犯中国对西藏主权的打算。美国国务院甚至忽悠顾维钧说，这是总领事对签发签证规定的误解，对此不必过于认真。顾维钧对这种说法感到“相当令人吃惊”。

偷偷接见西藏代表

然而，7月23日，美方通知中国使馆，夏格巴已请求晋谒杜鲁门总统，美方不打算拒绝。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结果杜鲁门没有接见夏格巴。但在8月6日，国务卿马歇尔却与夏格巴进行了会谈。夏格巴向马歇尔提出采购黄金五万盎司，美国本来只准许向主权国家出售黄金，但马歇尔却批准了这笔交易。

8月31日，副国务卿本宁霍夫又秘密接见夏格巴。会见中，本宁霍夫要求西藏取消限制，以便利美国人访问西藏，并希望美国能在拉萨设立领事馆。

为避免中国政府提出抗议，美国国务院特意向中国驻美使馆打招呼，美国政府采取的行动，无意使中国在西藏享有的法律主权受到质疑。

在此期间，美驻印度大使亨德森建议国务院准备将西藏当作独立的实体对待。

经研究后，国务院倾向采取的具体做法是，“应尽可能保持政策灵活性，避免提及中国的主权或宗主权”，同时“避免采取诸如明显暗示西藏是独立实体一类的行动”。

美密谋派代表团赴藏

7月2日，亨德森给国务院发电报。他建议，向西藏派一个“应由重要而且外交经验丰富的美国人率领”的代表团，并且不迟于9月1日到达拉萨。如果代表团与西藏政府的关系发展顺利，代表团中少数人员可以无限期留在拉萨。

7月8日，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也向艾奇逊献计，他在电报中说，“我们希望建议新德里使馆今夏向拉萨派出小型代表团”，“我们赞成在同中国共产党政府建立关系之前，采取任何具有承认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动”。同月12日，艾奇逊复电亨德森，国务院正在审议美国对西藏的政策，得出结论后即通知你们。

艾奇逊在电报中诡辩说，国务院不认为西藏贸易代表团在美期间受到的礼遇具有改变中国、西藏和美国关系现状的影响。还说，美国愿意向西藏出售黄金，并不构成对西藏当局作为主权政府的承认。

派探险队阴谋未得逞

过了两周，7月28日，艾奇逊通知亨德森：驻印度使馆建议向西藏派遣的那种代表团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国务院正在考虑暗地派出代表团的可能性。

为此，美国国务院做了非常周密的设想。艾奇逊在电报中提出两个方案供研究：第一个是，立即责成驻印使馆二秘组织一个小型探险队。探险队从新德里启程时，可由私人安排英国驻印高级专员公署(即大使馆)的同级官员，表面上以非官方身份陪同。拟安排探险队在拉萨逗留两个星期，目的是观察政治形势，并就在西藏派驻领事代表的可行性提供建议。

第二个方案是，探险队由经验丰富的探险专家率领。拟议中的人选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舒勒·加蒙。此人“名声显赫”，“乍看起来有理由从事这样的探险”。显然，这是为掩人耳目。艾奇逊在电报中强调，探险队将留在拉萨，“以科学考察为名，观察政治形势走向”。

一周后，亨德森答复艾奇逊，来电所示第一方案不行，因为英国高级专员公署两名希望访问西藏的成员已经被印度政府劝阻。印度垄断了西藏的对外关系。至于第二个方案，组建这样的探险队现在为时已晚。因为探险队应不迟于9月初入藏，10月中旬之后道路会变得很危险。而3个星期之内不可能获得准许并建立一个组织良好的探险队。

由于上述印度的态度和气候的原因，美国国务院派遣探险队的设想搁置了下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1950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命令解放军进军西藏。翌日，新中国外交部严正声明，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反对外国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拟向西藏派遣名为探险队实为间谍的图谋终于胎死腹中。但美国插手干涉我国西藏事务并未因此而停止。 (作者为外交笔会成员)

链接 / LINK 美驻印度大使推动西藏独立

1949年1月5日，美驻印度大使亨德森给西藏代表团出主意说，美政府承认中国对于西藏的所谓“宗主权”，他建议，西藏和美国的关系应通过间接的方式予以加强。

美国驻印使馆不断向国务院建议：鉴于蒋介石政权行将垮台，中国共产党可能取得全面胜利，美国应重新审议对西藏的政策。也就是说，美国应当准备将西藏当作独立的实体对待。

据美国国务院1949年4月12日的一份备忘录说，对亨德森的建议，国务院内有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

赞成者认为：将西藏当作独立的实体，符合美国的利益；西藏想脱离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对美国具有双重重要性。

不赞同者则认为：西藏无权与外国政府进行外交谈判；改变对西藏政策，将涉及重新考虑对华政策，削弱美国反对苏联政策的分量。况且，西藏政府和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对美国来说，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重要性非常有限。美国军方也认为，当时的西藏没有什么战略价值。而且，想利用西藏作为西方堡垒，必须取得印度的合作，但当时印度认为西藏是中国主权下的一个自治区。

由于建议没有被国务院充分采纳，4月12日亨德森又向新任国务卿艾奇逊重申其关于西藏问题的观点。

他说，共产党对西藏控制的扩展，反过来会影响美国对抗全球共产主义的全面立场，会对南亚，尤其印度等非共产主义地区构成严重威胁。理由之一是，按照当时藏印之间的条约安排，西藏人获准不需任何旅行证件就可进入印度。这样，西藏就可能成为共产党代理人渗透印度的基地。

亨德森进而建议国务院，考虑同西藏建立某种联系的可能性。他还说，考虑到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政治形势的迅速发展，最好在近期建立此种联系。因此，亨德森又建议向西藏派一个“美国人率领”的代表团，但此举还是没有被国务院采纳。 (黄舍骄)

2008年04月24日 10:42新华网【大 中 小】 【打印】

卫立煌

卫立煌是孙中山的卫士，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与毛泽东是朋友，曾是被中共通缉的“战犯”，后来又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终其一生，卫立煌如同一个难解的谜。而要解开这一谜团，须从卫立煌与共产党的历史渊源说起……

“剿共”遭遇“西安事变”

卫立煌，字俊如，1897年生于合肥，祖父两辈为贫农。1911年武昌起义，不满15岁的卫立煌应征新军。大革命受挫后，他转道武汉，加入湘军，成为职业军人。后经民主革命人士介绍，赴上海加盟孙中山讨伐袁世凯队伍，成为孙中山的卫士。北伐战争中，卫立煌屡立战功，成为最年轻的“小营长”。

骁勇善战的卫立煌，多次与红军作战，“剿共”曾给他“荣誉”，也给他悔恨。1926年，卫立煌就任师长，但因未出生浙江且不属于黄埔系，难以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只是蒋嫡系中的“杂牌”，二人由此芥蒂丛生。尽管战功显赫，与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并称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但卫立煌并未获得实权高官。

“西安事变”前，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陕甘宁边区总指挥”，再次充当“围剿”红军的工具。然而，“西安事变”枪响，让他们成了阶下囚。当时，卫立煌南京政府的随员家眷等四五十人，被囚禁在西京招待所。

卫立煌知道，自己“反共”闻名，必死无疑。然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共产党不计前嫌。对此，卫立煌感慨万端，从此走上人生新起点。

喜结中共高层

1937年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个月后，更名为第18集团军，隶属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的第二战区序列。阎锡山面对复杂局面，将作战指挥权交给前敌总指挥卫立煌。这样，卫立煌成了八路军的名义“上司”。

1939年忻口战役后，卫立煌三次与周恩来聚会。新中国成立前夕，卫立煌逃往香港隐居。周恩来致信说:“你在太原结识的朋友欢迎你回来。”接到此信，卫立煌心领神会，很快成行。

抗战中，卫立煌还三会朱德总司令，并与刘少奇会面。1938年4月，卫立煌受毛泽东邀请，绕道访问延安3天。毛泽东亲设午宴。席间，毛泽东破例饮酒，两人留下8张合影。卫立煌将其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合影视为至宝，此后长期带在身边，一直到在广州被蒋下令拘押时，才不得已销毁。

延安之行后，卫立煌广招共产党派来的进步学生，连贴身秘书也选择共产党人。后来，他甚至通过可靠人士，询问参加共产党事宜。

然而，卫立煌这一切，均逃不过蒋介石的耳目。一位少将高参联络员告密卫立煌有“亲共”嫌疑。蒋派人调查，虽没确切证据，但终存疑虑，蒋对人说:“卫会打仗，不懂政治。”

1941年5月，蒋介石借口中条山作战失利，免除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兼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职务，革去上将军衔，让其领饷奉养在成都的老母。此时，周恩来对卫立煌说:“你是受了我们的累。”对卫立煌来说，最大的安慰莫过于此话。

1938年，卫立煌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的合影。

欧美考察时密电中共

1943年秋，蒋介石请卫立煌到重庆，恢复其上将军衔，任命其为中国远征军司令，1944年5月，卫立煌指挥中国远征军大反攻。卫立煌亲临前线勘察，其场景被美随军记者拍摄，刊登于美国《时代周刊》上，名声大噪。

抗战胜利后，卫立煌再次被蒋闲置，蒋介石一心内战，出资让其留洋考察。行前，卫立煌安排旧部，为来日东山再起绸缪，另借出洋之机，通过海外亲戚与中国共产党联系。

1946年11月，卫立煌一行4人，由上海启程，经日本到美国。1947年春，卫立煌离美赴欧。始到英国，夫人韩权华便致信在法国的姨侄婿汪德昭。汪是中国留法进步学生领袖，与中国共产党有秘密联系。到巴黎后，卫密约汪德昭，一见面便开门见山，请其尽快与中国共产党联系。

卫、汪相见恨晚。卫立煌执笔写下致中国共产党的电报，主要内容是:我意尽快结束内战，决心站在人民一边，与“有关方面”合作，鉴于当前环境险恶，希望绝对保守秘密云云。不久汪德昭转告卫立煌，电报已通过某国，转到“有关方面”，对方希望卫立煌选择时机，做有利于革命之事。

暗助辽沈之战

不出卫立煌所料，1947年10月，蒋介石催卫立煌回国。卫立煌到沈阳，即收到汪德昭来自巴黎的密电———“前次在巴黎发出的电报，已到达目的地。对方有回信，谓可以利用目前情况相机行事。”

卫立煌就任“剿总”要职，但未起义，一直是历史之谜。只有了解内情的人才知道，卫立煌难以全权调动部队，连身边的警卫团都难以指挥，而卫立煌的重要举动，随时有特务向蒋密报。因此，卫立煌到东北，除要求派援军外，只能按兵不动，故意贻误战机。

1948年10月2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召集师以上军官训话，大骂东北将领消极避战。蒋介石还抛开卫立煌，亲自指挥。此时，被困锦州之敌急盼沈阳救兵，而卫立煌始终按兵不动。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国民党守敌范汉杰以下十多万人被俘。此后，长春守敌迅速瓦解。

1948年12月25日，中共公布国民党43名战犯，蒋介石名列榜首，卫立煌被列第13名。其实，中共此举颇费周章，意在对卫立煌保护，否则会加重卫立煌“通共”嫌疑。也正因如此，卫立煌才躲过杀身之祸，被蒋软禁南京。逃离魔掌后，取道上海，卫立煌乘英轮抵香港，此番险恶历程，成就其又一传奇。 【摘自《文摘周报》吕春文】

2008年04月10日 15:01人民政协报【大 中 小】 【打印】

1956年，菊香书屋。

“主席，”周恩来进门后满面笑容:“我将你久盼的贵宾请来啦！”

“啊！钱学森同志，”毛泽东走上前去，紧握着站在周恩来身旁有点拘谨和紧张的钱学森的双手，“盼了你好久啰！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和火箭专家！”

“我也早想来拜会主席了，”钱学森激动地望着紧握着他双手的毛泽东，“怕你太忙，不敢来打扰。”

“你说反啰！是我考虑到你才回国，要处理的事太多，不敢过早相约。”毛泽东诚挚地说。

“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毛泽东伸出五个手指头，“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

毛泽东的平易近人，减少了钱学森初来时的拘谨和紧张。

“学森同志，”毛泽东望着钱学森，“你那个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我仔细看过了。写得很好呀！”

“主席，”钱学森谦和地笑了笑，“我刚刚回国，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我只是根据我的工程控制论，对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航空工业的建设提了不少很不成熟的意见，其中错误一定不少啊！”

毛泽东摆了摆手:“学森同志，提出了这么多好建议，怎么是错误啊！这是十分难得的呀！这些精辟独到的建议，只有你这位工程控制论创始人才提得出呀！”

毛泽东顿了顿，接着说道:“我们国家决定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组织各个学科各个部门一起奋力搞导弹。学森同志，我想请你这个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来牵这个头，有信心吗？”钱学森有点紧张:“主席，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怕干不好啊！”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毛泽东用筷子在空中重重一晃，“你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的开山鼻祖，还怕干不好！”

在毛泽东磅礴气势的感染下，钱学森终于坚定地点了点头:“主席，我一定努力工作。”

解决钱学森的军衔

聂荣臻拿着一份名单，匆匆向菊香书屋走去。

“主席，为了争取苏联对中国发射导弹和火箭技术的援助，我们准备派人到苏联去谈判，您看这代表人员名单该怎么定？”

毛泽东想了想说:“聂老总，你就来做这个代表团的团长，你的代表团应该把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还有原子工业的人员包括进去。学森同志也应该去，很多问题只有他去才搞得清。”

“我们也考虑到应当请钱学森同志参加我们的代表团。只是，苏联方面参加谈判的，既有职务，也有军衔。”聂荣臻认真地向毛泽东陈述着，“而我们的钱学森同志现在虽然是国防部五院的院长，可是却没有军衔。为了与苏方对等，钱学森同志必须解决军衔问题。”顿了顿，聂荣臻接着说:“我们为这个问题请示了恩来同志，恩来同志说:‘钱学森早在十多年前，美国就授予他上校军衔，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让他当将军？我看钱学森同志身负重任，又是世界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论他的资格和贡献，至少应授予中将军衔。此事你回去和彭老总商量一下，必要时开个军委会，我也参加，把这个事定下来。’”

毛泽东想了想，说:“恩来同志考虑得很周到。我想钱学森同志作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至少也得授予中将军衔。”

就这样，作为科学家和工程控制论创始人的钱学森，穿着威严的天蓝色将军服，戴着庄严的中将军衔，经过毛泽东批准，参加了中苏关于军事尖端技术的谈判。

一起畅谈工程控制论

“恩来，根据钱学森同志的工程控制论，我国第一个导弹、卫星试验基地的情况怎样了？”毛泽东关心地问。

“基地已选好，只是基地领导小组人选还没有定下来。”

“就请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钱学森当组长吧！”毛泽东的手掌在椅上轻轻一按。

“好！”周恩来点点头，将手中的材料递给毛泽东，“这是钱学森这些科学家根据工程控制论写的报告，请主席过目。”

“这是钱学森这些科学家写的‘天书’啊！”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一定要好好看看。”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立刻打开钱学森这些科学家递上的“天书”。看完，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拿起直拨电话，兴奋地说道:“恩来，我想召集一个会议，亲自听听钱学森这些科学家们的汇报。”

下午，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坐满了他请来的科学界的贵宾。“学森同志，来，来，坐这儿来。”毛泽东指着自己身旁的一个座位，“请你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谈谈火箭导弹问题吧！”毛泽东显然对钱学森用他的工程控制论指导建造的火箭导弹有着特殊的兴趣。

“好。”钱学森向毛泽东微微点点头，“主席，那我就谈谈我个人在这方面粗浅的看法吧。关于火箭和导弹的问题，如果苏联遵守我们签订的协议，他们提供的模型尽早运来，我们在三年五年之内就会有一个大的突破，争取把第一枚导弹打上去。因为我们对工程控制论的研究，远远走在他们的前面，而研制火箭导弹是无论如何离不开工程控制论的，可以这样说，离开工程控制论，火箭导弹的研制工作将寸步难行！如果他们拖拖拉拉，我们也不怕。至少我们有火箭导弹的理论基础，有比较完善的工程控制论作为指导。现在关键是火箭的燃料问题，苏联答应给，但迟迟没运来。”

毛泽东望了身旁的周恩来一眼，眉头皱了皱。

钱学森并没有注意到毛泽东的表情，接着说道:“根据工程控制论的理论，我们准备先搞出图纸和模型，在不依靠外援的基础上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就像刚才总理说的，我们搞火箭导弹，包括搞卫星，要有立足于国内的思想准备，当然这里最重要的是全国大力协作，使工程控制论的研究更趋完善。”

听到这里，毛泽东非常兴奋，插言道:“学森同志，你谈得蛮好呀！现在我们搞尖端技术，也是在打硬仗，打一场工程控制论的硬仗呢！我们过去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为什么取得胜利，就是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思想。学森同志，实际上，这也是你的工程控制论在军事上的运用，只是当时没有这个名词罢了！”

钱学森笑着说:“因而，主席应当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啊！”

毛泽东摆了摆手:“我不过是不自觉地在战争上运用了你的工程控制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当然还是你呀！我哪能贪为己功啊！”

……

1960年，苏联撤走了援华的全部专家，撕毁全部257个科技合同，包括给我们提供原子弹、火箭、导弹样品的合同。

1960年6月10日，也就是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仅仅17天，在钱学森的领导下，用工程控制论作为指导，用国产燃料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近程弹道导弹，准确命中目标。一个多月后，国产近程导弹也相继升空，高准确度地命中目标……

摘自《党史天地》杨兴文荐 

1956年，菊香书屋。

“主席，”周恩来进门后满面笑容:“我将你久盼的贵宾请来啦！”

“啊！钱学森同志，”毛泽东走上前去，紧握着站在周恩来身旁有点拘谨和紧张的钱学森的双手，“盼了你好久啰！我们的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和火箭专家！”

“我也早想来拜会主席了，”钱学森激动地望着紧握着他双手的毛泽东，“怕你太忙，不敢来打扰。”

“你说反啰！是我考虑到你才回国，要处理的事太多，不敢过早相约。”毛泽东诚挚地说。

“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呢！”毛泽东伸出五个手指头，“我看呀，对我们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我现在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导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呢！”

毛泽东的平易近人，减少了钱学森初来时的拘谨和紧张。

“学森同志，”毛泽东望着钱学森，“你那个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天工业的意见书》，我仔细看过了。写得很好呀！”

“主席，”钱学森谦和地笑了笑，“我刚刚回国，对国内情况不甚了解，我只是根据我的工程控制论，对我国的国防建设特别是航空工业的建设提了不少很不成熟的意见，其中错误一定不少啊！”

毛泽东摆了摆手:“学森同志，提出了这么多好建议，怎么是错误啊！这是十分难得的呀！这些精辟独到的建议，只有你这位工程控制论创始人才提得出呀！”

毛泽东顿了顿，接着说道:“我们国家决定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组织各个学科各个部门一起奋力搞导弹。学森同志，我想请你这个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来牵这个头，有信心吗？”钱学森有点紧张:“主席，这么重要的任务，我怕干不好啊！”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毛泽东用筷子在空中重重一晃，“你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的开山鼻祖，还怕干不好！”

在毛泽东磅礴气势的感染下，钱学森终于坚定地点了点头:“主席，我一定努力工作。”

解决钱学森的军衔

聂荣臻拿着一份名单，匆匆向菊香书屋走去。

“主席，为了争取苏联对中国发射导弹和火箭技术的援助，我们准备派人到苏联去谈判，您看这代表人员名单该怎么定？”

毛泽东想了想说:“聂老总，你就来做这个代表团的团长，你的代表团应该把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还有原子工业的人员包括进去。学森同志也应该去，很多问题只有他去才搞得清。”

“我们也考虑到应当请钱学森同志参加我们的代表团。只是，苏联方面参加谈判的，既有职务，也有军衔。”聂荣臻认真地向毛泽东陈述着，“而我们的钱学森同志现在虽然是国防部五院的院长，可是却没有军衔。为了与苏方对等，钱学森同志必须解决军衔问题。”顿了顿，聂荣臻接着说:“我们为这个问题请示了恩来同志，恩来同志说:‘钱学森早在十多年前，美国就授予他上校军衔，我们共产党人为什么不能让他当将军？我看钱学森同志身负重任，又是世界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论他的资格和贡献，至少应授予中将军衔。此事你回去和彭老总商量一下，必要时开个军委会，我也参加，把这个事定下来。’”

毛泽东想了想，说:“恩来同志考虑得很周到。我想钱学森同志作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至少也得授予中将军衔。”

就这样，作为科学家和工程控制论创始人的钱学森，穿着威严的天蓝色将军服，戴着庄严的中将军衔，经过毛泽东批准，参加了中苏关于军事尖端技术的谈判。

一起畅谈工程控制论

“恩来，根据钱学森同志的工程控制论，我国第一个导弹、卫星试验基地的情况怎样了？”毛泽东关心地问。

“基地已选好，只是基地领导小组人选还没有定下来。”

“就请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钱学森当组长吧！”毛泽东的手掌在椅上轻轻一按。

“好！”周恩来点点头，将手中的材料递给毛泽东，“这是钱学森这些科学家根据工程控制论写的报告，请主席过目。”

“这是钱学森这些科学家写的‘天书’啊！”毛泽东幽默地说，“我一定要好好看看。”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立刻打开钱学森这些科学家递上的“天书”。看完，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拿起直拨电话，兴奋地说道:“恩来，我想召集一个会议，亲自听听钱学森这些科学家们的汇报。”

下午，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坐满了他请来的科学界的贵宾。“学森同志，来，来，坐这儿来。”毛泽东指着自己身旁的一个座位，“请你根据你的工程控制论谈谈火箭导弹问题吧！”毛泽东显然对钱学森用他的工程控制论指导建造的火箭导弹有着特殊的兴趣。

“好。”钱学森向毛泽东微微点点头，“主席，那我就谈谈我个人在这方面粗浅的看法吧。关于火箭和导弹的问题，如果苏联遵守我们签订的协议，他们提供的模型尽早运来，我们在三年五年之内就会有一个大的突破，争取把第一枚导弹打上去。因为我们对工程控制论的研究，远远走在他们的前面，而研制火箭导弹是无论如何离不开工程控制论的，可以这样说，离开工程控制论，火箭导弹的研制工作将寸步难行！如果他们拖拖拉拉，我们也不怕。至少我们有火箭导弹的理论基础，有比较完善的工程控制论作为指导。现在关键是火箭的燃料问题，苏联答应给，但迟迟没运来。”

毛泽东望了身旁的周恩来一眼，眉头皱了皱。

钱学森并没有注意到毛泽东的表情，接着说道:“根据工程控制论的理论，我们准备先搞出图纸和模型，在不依靠外援的基础上拿出我们自己的东西。就像刚才总理说的，我们搞火箭导弹，包括搞卫星，要有立足于国内的思想准备，当然这里最重要的是全国大力协作，使工程控制论的研究更趋完善。”

听到这里，毛泽东非常兴奋，插言道:“学森同志，你谈得蛮好呀！现在我们搞尖端技术，也是在打硬仗，打一场工程控制论的硬仗呢！我们过去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为什么取得胜利，就是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的战略思想。学森同志，实际上，这也是你的工程控制论在军事上的运用，只是当时没有这个名词罢了！”

钱学森笑着说:“因而，主席应当是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啊！”

毛泽东摆了摆手:“我不过是不自觉地在战争上运用了你的工程控制论。工程控制论的创始人当然还是你呀！我哪能贪为己功啊！”

……

1960年，苏联撤走了援华的全部专家，撕毁全部257个科技合同，包括给我们提供原子弹、火箭、导弹样品的合同。

1960年6月10日，也就是苏联专家从中国撤走仅仅17天，在钱学森的领导下，用工程控制论作为指导，用国产燃料发射了中国第一颗近程弹道导弹，准确命中目标。一个多月后，国产近程导弹也相继升空，高准确度地命中目标……

摘自《党史天地》杨兴文荐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了军衔制、薪金制和义务兵役制，史称“三大制度”，其中，军衔制度最受关注。

实施军衔制的两个重要“铺垫”

新中国成立不久，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的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1950年9月，朱德总司令在总干部管理部全体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军衔制度的问题，他说：“部队三等九级的等级制必须建立，尽量争取在明年的服装上把阶级标明出来。”1952年4月，根据总干部部指示，全军干部评级工作全面展开，于当年基本结束，正式建立了我军干部的等级制度。1952年我军评定的干部级别，从军委主席到副排级共计9等21级。这为实施军衔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杨成武、许世友等评为正兵团级，张震、廖汉生等评为副兵团级，万毅、梁必业等评为准兵团级等等。

紧接着，便着手研究军衔制的问题。1953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指出：“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7月份全军实行军衔制度”，要求全军有组织有计划地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包括草拟授衔条例及实施规程，进行军衔鉴定，研究制定军衔肩章、标章、识别符号及服装样式，制定编制军衔等。后来中央军委决定，将评衔工作延迟到军队组织编制确定、兵役法颁布实行后再实施。

同年2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衔实施委员会，由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第三副总参谋长黄克诚、第四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等11人组成，聂荣臻为主任，黄克诚、肖华为副主任。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的《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指出，鉴于1952年评定干部级别的标准是：“以德才资衡量干部现职”，与授衔条件一致，故评定军衔应以干部的级别为主要依据并参照编制军衔的规定，进行全面衡量。由于当时总干部部苏联顾问建议，根据苏联的经验，在首次授衔时，军衔应尽量压低。这样，对正兵团以下各级军官规定的评定军衔标准就相对较低。经过几个月细致、缜密的工作，至1955年国庆节前，全军军官的评衔工作基本完成。

几套鲜为人知的方案

军衔等级设置是军衔制的核心内容。1952年冬，人民解放军有关部门开始着手研究军衔制的具体事宜时，即将军衔等级拟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1952年11月26日，总干部部在给毛泽东主席并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对于军衔等级的设置，总干部部和苏联顾问的共同意见是设6等20级，即：

元帅三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将官四级：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三级：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四级：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少尉；军士四级：准尉、上士、中士、下士；兵二级：上等兵、列兵。

这一军衔等级系列，与苏联当时实行的军衔制基本一致，只是多了一级“准上将”，而苏联的大将与军兵种元帅同级。其它各级基本都一一对应。但总干部部认为“少将与上校之间拟有必要增加‘准将’一级”，主要是解决师级干部军衔，苏联顾问对此持有异议。苏军没有准将军衔，少将之下是上校，苏军的副师长通常为上校。如果我军设准将，副师这一级一般可授准将，在两军交往中会对苏军不利。可见，总干部部主要是从我军实际情况出发，而苏联顾问考虑更多的是两军军衔设置完全对等(至少不能高于苏军)。由于对这一问题未达成一致意见，总干部部呈请军委裁定。

1953年草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较1952年11月总干部部与苏联顾问商定的方案多了一级，即在少将与上校之间增设“大校”，这样，即符合我军实际，又考虑了苏联顾问的意见。新方案共设6等21级，将原上将、准上将分别改称“大将”、“上将”，将官依次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增设大校一级，依次为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将原上尉、一级中尉、二级中尉，依次改称大尉、上尉、中尉，少尉仍用原名。准尉以下等级不变。

1955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公布的《军官服役条例》和有关评定士兵军衔的文件规定，军衔设6等19级，较1953年条例草案减少兵种元帅、准尉两级，大元帅与国家元帅衔称均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余未变。确定的军衔等级设置如下：

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将官———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大尉、上尉、中尉、少尉；军士———上士、中士、下士；兵———上等兵、列兵。

这样，终于形成我军这次军衔制的军衔等级设置格局。但在实际授予军衔时，情况又有些变化：一是大元帅衔未授。大元帅是专为最高统帅设置的。当时，毛泽东身为党的主席、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理应被授予大元帅衔。但由于毛泽东同志本人的意见，此衔一直空缺。二是实际授予了准尉衔。

授衔

经过几年周密细致的准备工作，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秋正式实行军衔制度。9月27日下午5时，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全国人大常委会典礼局局长宣布典礼开始，军乐队奏国歌。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朱德等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命令状一一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这10位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

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隆重举行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典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国务院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命令，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把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在京的将官。

次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举行授予校官军衔典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授予部分在京校官军衔。此后不久，人民解放军各地区驻军领导机关在11月至1956年初陆续举行授衔典礼。刘伯承、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及其他高级将领，分别在北京、南京、成都、兰州、沈阳、广州、武汉等地，代表周恩来总理授予各地驻军将官军衔，并代表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授予校官和尉官军衔。

从1955年10月1日起，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官兵开始佩戴军衔肩章、领章和军兵种勤务符号，并穿着“五五式”军衔服装。这次授衔，高级将领授衔情况是：元帅10人，大将10人，上将55人，1956年和1958年又各补授1人；中将175人，1956年和1958年又各补授1人；少将802人，1956年以后补授4人；1961年以后由大校晋升少将554人。少将累计1360人。至1965年，共授少将以上将帅1614名。

与授衔同时进行的还有一件令世人瞩目的大事，这就是给革命战争时期的有功之臣颁授勋章、奖章。这是第一次在全军范围内大规模地统一授勋、授奖。勋章、奖章按不同的革命战争时期分为“八一”、“独立自由”和“解放”三种。

首次军衔制为何仅实行了十年就被取消了

1964年11月，中央办公会议讨论同意军衔薪金改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意见》认为军衔制度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建议取消。决定从1965年6月1日起生效，从此结束了我军首次实行了10年的军衔制历史。

关于这次军衔制取消的原因，以往的提法都是归结为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如早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不少将领就认为军衔制是教条主义的东西，不符合我军的实际。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林彪大搞“突出政治”，军衔制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建军原则和法规，而遭到非议。

由于军衔制是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蜜月”时期从苏联学来的，中苏关系恶化后，军衔制又被扣上一顶“修正主义”军事制度的帽子。现在看来，当时对军衔制错误的认识和偏见只是造成军衔制被取消的外因，而军衔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军衔功能被抑制、弱化，则是这次军衔制被取消的内在因素。尽管如此，这次军衔制仍对我军正规化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为我军1988年重新实行军衔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作者：徐平，系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学术研究部副研究员)

郑蕴侠，原国民党中统少将，解放后在四川和贵州潜伏长达８年之久，其逃亡经历离奇。他逃亡期间，周恩来曾指示：“生要见人，死要见尸。”郑蕴侠直至１９５８年才落网，是在大陆最后被捕归案的国民党将军。

本文再现了这位已近百岁的国民党前将军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

安乐寺换银元被擒惊魂

１９５０年初隆冬一天的上午，晨雾还未散尽。成都八宝街上，出现一个身穿老式大棉袄、４０来岁的小商人“何安平”。这个伪装得不露半点破绽的人，有谁能想到就是半月前身穿黄呢将军服、威风凛凛的中统少将郑蕴侠？

郑蕴侠，１９０７年生，黄埔四期毕业，还曾在上海法学院深造７年。凭这两张“过硬文凭”，他１９３３年后先后曾任国民政府中央司法院法制专员、军法执行总监部司法长、“中统”少将专员……在特务系统也算高级别了（“军统”首脑戴笠也只是少将军衔）。

１９３８年３月，中国抗战史上最著名的台儿庄大战打响。郑蕴侠奉令率领一个政工队到前线，亲自参加了炮火连天的滕县守城战，与日军５次争夺阵地……最终苦撑到援军到来，他才满身血污地掩护伤病员突围。他曾满含仇恨地改写岳飞《满江红》中下阕：“……侵略耻，犹未雪，民族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富士山缺。壮志饥餐倭奴肉，笑谈渴饮东洋血。待从头扬我国族威，新中国！”

１９４１年后，郑蕴侠兼“陪都”重庆《世界日报》采访部主任、《自治周报》总编、重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军委会坚信通讯社社长等职，曾远赴中国驻印缅远征军主持战地通讯……

如果说郑蕴侠抗战时期主要还在为抗战效力，抗战胜利后，“反共”特务活动却成了他最主要的工作。重庆“沧白堂事件”、“较场口血案”这两个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他从头到尾都是事件的参与者、指挥者之一，亲自指挥打过郭沫若、李公朴。他还率领特务去捣毁过中共《新华日报》，临解放又受命任国防部新编反共救国军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和该军特别党部书记长……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下旬的一天，重庆解放军军管会公安处内，侦察科张科长带着一个身穿旧军装的男子，走进负责追捕国民党重要匪特人物的陈处长办公室。

张科长报告说：“陈处长，这就是中统大特务郑蕴侠的司机李增荣！”

李增荣局促不安地汇报说：“地下党安排我活捉或打死中统大特务郑蕴侠的任务，我完成得不好。他逃往成都途中卫士多，我没法下手打死他，只好瞅空在吉普车引擎中撒了包沙子，逃跑路上熄火……但还是让他跑了。”

李增荣走后，陈处长对张科长说：“和成都军管会联系，通报注意这个中统大特务！”

郑蕴侠独身一人化装成小商人，化名“何安平”，一路风尘逃到成都。八宝街他有个远亲王元虎，当过川军师长。到了王家，王元虎的岳母对郑蕴侠说：“你王姻伯起义了，到新都县宝光寺集中学习去了！”郑蕴侠在王家睡了一夜，第二天王元虎回来，说：“哎呀，你该早些来嘛，我好把你的名字也添到起义人员名册上。”午饭后，王元虎坐车走了。郑蕴侠暗想：“不好，这个姻伯口口声声‘起义’，不会跑到解放军那里把老子卖了？”

图为叶剑英(左一)与彭德怀(左二)率中国代表团在苏联

1957年11月2日，以毛泽东为团长、宋庆龄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大典，同时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同时，还组成多个不同性质的代表团，其中有以彭德怀为团长，叶剑英为副团长的军事代表团。彭德怀作为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随同毛泽东一起抵达莫斯科，而叶剑英則率领粟裕、谭政等团员和翻译随员，于5日启程，6日抵达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活动和其他一系列访问活动。12月3日，彭德怀、叶剑英一行由伯力乘飞机回到北京。

这是一次动人的外交诗歌之旅。

飞机上的诗兴

在叶剑英一行从北京飞往莫斯科途中，因天气原因在伊尔库次克停留时，同机的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成员的钱俊瑞、田汉很有诗兴。首先是钱俊瑞填词《忆王孙》:

晴空万里飞将来，四十周年齐畅怀，汹涌城边雪花开。恨天爷，底事元情恁安排。

曾于1949年和钱俊瑞去布拉格参加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并归途经西伯利亚的田汉，接着作《忆王孙·伊城候机和钱俊瑞》:

名城结伴又重来，万里风雷惬壮怀，莫京今夜百花开。愿未乖，党人常把万难排。

上了飞机后，叶剑英看到他们唱和之作，也即兴和作《忆王孙·赴莫斯科途中》:

喷气排云庆祝来，列宁如在慰胸怀，斗争又向月球开。不须猜，西方世界苦安排。

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叶剑英一行到达莫斯科后，参加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和参观访问。11月7日，参加莫斯科红场上举行的盛大阅兵式和群众游行的观礼。11月16日下午，代表团全体团员到苏联国防部拜会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晚间，马帅设宴招待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重来世界红都，叶帅抚今思昔，愈加怀念十月革命和革命领袖，于是作短诗《在莫斯科》以表达此情此景:

四十年前旧版图，山河人物占先区。仙乡欲到沿河路，指出十月革命途。

晚宴后，彭德怀、叶剑英率代表团乘火车到十月革命发祥地列宁格勒访问。

在列宁格勒期间，有两件事即出席冬宫宴会和参观海军学院值得一提。

根据东道主的安排，代表团参观了被誉为苏联海军将帅的摇篮的苏联海军最高学府克雷洛夫海军学院。参观访问那天，头上是湛蓝的天空，温暖的阳光普照着皑皑白雪覆盖的大地，银装素裹，分外妖娆。该院出面迎接代表团的是该院院长安德烈耶夫海军上将，以及全院的教职员工和将校级高级班学员。那天，他们像过盛大节日一样，都穿着笔挺的海军礼服，挂上了海军将校军所特有的精美佩剑，整齐列队，夹道欢迎。这座海军学院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尼古拉耶夫岛上，校园内到处是苍松翠柏，百花争奇斗妍。一进入校园，便驶上一条打扫得格外整洁、没有一点积雪的宽阔大道。大道的尽头就是学院的主楼。它是一座独具俄罗斯古典风格的建筑。

代表团在该院院长安德列耶夫海军上将的陪同下，走过欢迎的人群，步入布置得充满节日气氛的会议大厅。宾主落座后，安德列耶夫海军上将透过明亮的楼窗，遥指施密特中尉桥(苏联解体后，叶利钦下令恢复沙皇时代的名称“尼古拉耶夫大桥”)，向叶帅等人介绍说:“记得十月革命前夜，被我们地下司令部控制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根据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驶向这座尼古拉耶夫大桥，并从那里炮击冬宫，开创了新纪元，永远载入光荣史册。后来，为了纪念该舰起义时牺牲的施密特中尉，经列宁同志批准，将这座大桥改名为施密特中尉桥……”然后院长向代表团简短地介绍了建院史。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殿试大、小金榜

中国科举史上，曾经涌现了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进 士，而作为这个庞大知识分子群体之巅峰的“状元”郎，则是屈指可数。据考证，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 (1904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止，在这1283年间，可考的榜数为745榜，共产生了592名状元(一说504人)，加上其他短命政权选考的状元以及 各代的武状元，中国历史上总计可考的文武状元为777人。

中国古代社会，从庶民百姓到 达官显贵，无一不坚定地认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的直接功利目的就是入仕。自孔老夫子起，“学而优则仕”成了亘古 不变的知识分子的奋斗之路。因而，苦读寒窗数十年，为的就 是金榜题名，为的就是以文入仕，为的就是跻身宦臣，光宗耀祖。状元及第，不但是天下读书人的毕生追求，而且在百姓心目中也具有“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 仰头看”的巨大殊荣。一旦殿试第一，马上就由吏部考试任其官位，或翰林院修撰，或著作郎、秘书郎，或掌修国史，或做天子侍讲，从此也就步入了凶险难卜的仕 途，开始了宦海沉浮荣辱的漫漫人生。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老其一生，终于登上了显赫的高位。如唐代，姓名可考的状元147人，事迹可考者29人，其中就 有5位宰相、8位尚书一级的官员(含次官)。而清代，114名状元中，官位累至一品尚书层次的达20人之多。可以说，在官场努力升职，成为状元这一群体实 现人生价值的至上追求。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殿试大金（长19.26米，高0.825米，满、汉文合壁，年月日及骑缝年押"皇帝之宝"印）

一介书生，考取状元实在不易。全国无数读书人，经过乡 试、省试，最后到殿试夺魁，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宋代大文豪苏洵就曾发过“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的感慨。特别到了清代，考到白发满头仍然是个“童生” 的不乏其人。四五十岁中进士，人们并不觉得他年龄有多大，“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就是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生动写照。如宋代共产生了118个 状元，据《中国状元全传》载，其中生卒年可考者51人，其中20岁—30岁中状元者37人，占72.5%，最小的18岁，50岁以上中状元者2人。清代共 有状元114人，生卒年可考者54人，其中20岁—30岁中状元者19人，占35%，最小的21岁。50岁以上中状元者5人，最大的62岁。状元之路绝不 易于巴蜀之道。

唐代，进士科考试主要是三场，其后各代基本沿用下来。 一场是贴经，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填空。主考官从诸子经书中选取一行，然后把其中的三个字贴盖住，让考生读出被贴的字是哪几个，其用意不过是考考生的背功，测 试一下考生对经书的熟练程度。第二场考诗赋，每个考生作诗一首、赋一首，这一场极为重要。如唐开元二年(714年)赋试的试题叫《旗赋》，且规定必须以 “风日云野，军国清肃”八字为韵。当朝状元李昂写了一篇27句327个字的赋，全文洋洋洒洒，文辞雄劲，用韵准确，在录取的27名进士中，名列第一。第三 场考试策，就时务出个题目，让考生回答自己的见解，目的是想看看考生对治国方略的独到见解，以为国家选择治国平天下的英才。这三场考试都实行淘汰制，每场 皆定去留。只要一场考不好，状元梦随之破灭。宋仁宗后，又对科考进行了修改，按策、赋、贴经、墨义的次序，让参试者并试四场，综合平衡后再定夺。考生考完 后，由“读卷大臣”排出前十名，呈送皇上，最终由皇上根据个人评判圈定谁为“第一甲第一名”。所以说，能中状元者大多都是当朝才子。他们天资聪慧，勤奋好 学，或有良好的文化氛围，或有独特的天赋异质，往往具有众人称颂的绝代才华。如明代状元杨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岁拟作《古战场文》、《过秦 论》”，十三岁诗名满京华，被诗坛领袖李东阳收为高足，十九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状元，成为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郎。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殿试大金榜局部

在这七百多位状元郎中，也不乏平庸之辈。为数不少的人 高中状元后，一事无成。他们性格怪僻，饮酒成癖，穷困潦倒，暮年凄惨。唐代昭宗光化二年(899年)状元卢文焕，穷苦之极，连顿酒也喝不起，可谓够可怜的 了。还有许多状元，为官一任，了无政绩，终生平平。更有甚者，投降叛军，诬陷谄媚，被史书称为“奸邪小人”。如投降金兵、助纣为虐的北宋状元莫俦。此等状 元，无以入史，难留清名，可称状元中的不肖败类。

在状元科考中，有时也并非全凭真才实学，有的人就是靠 走关系或是偶然原因高中状元的。唐代就有“许愿状元”牛锡庶、“自荐状元”尹枢、“相扑状元”王嗣宗等，从其绰号即可见其为人。状元裴思谦则更为恶劣，唐 文宗开成二年(837年)，礼部侍郎高锴知贡举，主持科举考试。他标榜公正，宣言杜绝请托。裴思谦凭与赫赫有名的大宦官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的关系，要求高 锴让他当状元。当时，文宗皇帝是个傀儡，仇士良权倾朝野，裴思谦怀揣仇士良的信，公然对高锴说：“裴秀才非状元不放。”高锴沉思良久，自知无力相抗，不然 马上就会大祸临头，只好无可奈何地把裴思谦录为状元。天下动乱，皇权旁落之时，貌似公正的科考常常难脱权宦重臣的掣肘，成为宫廷政治的玩偶，这不能不说是 科考状元的悲哀。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殿试小金榜局部（长1.05米，高0.34米，满、汉文合壁，不押印）

历代状元中，大多出身名门望族。他们从小就处在优裕的 家庭环境，既有重臣之后，又有名士之家。有的甚至是父子状元、祖孙状元、宰相子、尚书婿。父辈的荣耀和辉煌的地位为他们登上科考的顶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许多人就是靠名臣的举荐和培养，顺利圆了状元梦。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状元出身寒门。他们全凭自己的才智成为一国学子之冠。特别是宋太祖，为了革除唐代权 贵操纵科举、营私舞弊的沉疴，在科举中加强对权贵子弟的监督限制，有意选拔了一批平民子弟科举及第。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的状元吕蒙正，幼小 时就被父亲赶出家门，随母流落龙门山，栖居山间石窟中。元代杂剧名家关汉卿的《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便是以吕蒙正的贫寒生活为素材创作的戏剧。孤贫寒酸的 吕蒙正，依靠自己的天赋才智和刻苦学习，31岁大魁天下，42岁位居宰相。成为两朝辅弼，万众景仰。各朝历代，都有像吕蒙正这样的状元郎。他们成为庶民百 姓通过科举之路出人头地的幸运骄子。

科举考试是封建统治者为国家选拔官吏的一条重要途径。 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见新科进士从考场中鱼贯而出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一千多年来，科举制度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有真才实学的治国安邦 人才，构成了统治集团从中央到地方官僚队伍的中坚支柱。但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种历史奇观：状元们以文得名，而在文学艺术上有较高成就者了无几人，很少有人步 入大家之列。他们身为状元，诗赋词文，无所不通，往往都有诗书传世，有的甚至著作等身。然而，其中的绝大多数人自高中之后，从此潜心仕途，无意文字，热衷 于官场得意，专注于富贵得失，已经无心无力对文学艺术加以执著探索。700多位状元中，除杨慎、柳公权等几位获得较高的成就外，大多数人都文绩平平，难传 千秋。状元难入大家之列，而大家又很难高中状元。唐宋两代265名状元中，苏轼等八大家，李白、杜甫等大诗人，无一人摘取状元挂冠。这一极为独特的历史文 化现象，至今仍是困惑人们的古代文化之谜。

摘自《追寻历史的真相》

用身体堵枪眼的行动，不仅仅只有黄继光，在解放军的战史中一共记载了14位。

1．徐佳标：新四军第3师10旅特务团班长，1945年9月6日在两淮战役中，他背插红旗，攀登淮阴城南门城墙时身负重伤，陷入昏迷状态。醒来听到敌机枪在叫，马上咬牙冲上前，用腹部堵住敌人枪眼，掩护突击队登城。淮阴被攻克，伪28师被全歼，徐佳标却壮烈牺牲。3师指挥部和师党委追授徐佳标为“淮阴战斗英雄”称号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佳标班”淮阴城南门被命名“佳标门”。

2．王正同：东北野战军1纵某团2连排长。在兴隆岭与国民党王牌新1军的战斗中，大部队受阻2连突击排仅剩下几人，敌碉堡还喷出烈焰。为了给大部队打开通道，王正同数次爆破都没有成功。最后，他用胸膛堵住敌人枪口，用生命换取了战斗的胜利。战后追授为“战斗英雄”，突击排被命名“王正同英雄排”。

3．陈勤：第3野战军31军92师274团2连战士。1949年10月15日夜，在登陆福建省厦门市北部海滩时，他的枪被污泥沾上打不响，敌人机枪又猛烈封锁，给登陆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在这紧急关头，陈勤挺身而出，用身体堵住敌人机枪口，掩护部队登陆成功。

4．万守叶：第4野战军40军119师357团5连1排副排长。1950年4月17日凌晨，我军登陆海南临高角的滩头战斗中，他指挥1班剪敌铁丝网、排地雷。前进中，敌地堡一挺重机枪阻挡大部队的前进，万守叶立即提着两个手榴弹扑向堡，不幸中弹，但仍顽强地用胸膛堵住敌人枪眼。

5．肖国宝：解放军西南军区140团1营2连2副班长。1950年11月13日贵州长顺县苗岭深山围歼国民党“自卫救国军”的战斗中，先后三处负伤，仍顽强战斗，击毙敌参谋长后，又扑向敌机枪，用身体堵住敌人机枪口，掩护部队冲击，以生命换取了全歼敌军的胜利。所在部队追授他为“特等战斗英雄”称号，2连被西南军区命名为“肖国宝英雄连”。

6．黄继光：志愿军15军45师135团2营通信员。52年10月20日拂晓牺牲。

7－8. 陈开茂、蔡朝兴：同是志愿军60军179师535团9连战士，1953年1月5日朝鲜东线鱼隐山无名高地反击战中，突击部队被敌暗堡的集团火力封锁，陈开茂、蔡朝兴在爆破未果的情况下，先后用身体堵住敌人机枪口，保证了部队攻克高地，全歼守敌。战后被志愿军领导机关追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9．赵永旺：志愿军60军180师540团2连班长。1953年2月12日晚，在朝鲜鱼云里东南无名高反击战中，他连续摧毁多个火力点后，弹药打光，身体多处负伤，毅然扑向敌地堡，用胸膛堵住敌人枪口，为部队打开前进道路而壮烈牺牲。志愿军领导机关追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10．许家朋：志愿军23军67师200团9连战士，1953年7月6日晚，在朝鲜涟川西北石岘洞反击战中，部队向主峰进攻受敌火力所阻，许家朋两腿重伤，仍坚持爬到地堡前，在炸药包受潮爆破未果的情况下，用身体堵住敌人机枪口，以壮烈牺牲保证了部队全歼守敌。志愿军领导机关追授他“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一级国旗勋章、金星英雄奖章。

11．李家发，志愿军67军199师595团1连战士，在1953年7月13日朝鲜金城反击战之轿岩战斗中，我攻击部队在116号阵地被敌地堡火力所阻，李家发廷身而出，执行爆破，在身体7处负伤，炸毁了小地堡的火力孔后，又向大地堡投掷手雷。弹药用完后，以胸膛堵住敌军最后一个机枪口，以生命保证了部队攻上主峰。志愿军领导机关追授他“一级战斗英雄”称号，并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一级国旗勋章、金星英雄奖章。

12．李曙荷：志愿军24军72师215团7连副班长。在1953年7月13日朝鲜金城战役注字洞南山进攻战斗中，他率一个班开辟道路。在全班战士相继伤亡、自己3处负伤右臂被打断的情况下爬到最后一个地堡前，奋不顾身堵住敌人枪眼，保证部队攻上阵地。志愿军领导机关追授李曙荷“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13．张学栋：解放军第28军82师244团2连2排5班长。1953年7月17日在反击福建省东山岛国民党军战斗中，2排向东山岛东北角柯塘山214高地冲击两次受挫，全排只有9人能战斗，全被压制在一块大石头后，不能动弹。这时，张学栋挺身而出，用机枪边扫边冲，胸部和腿部受重伤，仍顽强冲到地堡前。子弹打光了，用身体堵住敌人机枪口。以生命换来胜利。53年8月25日，华东军区追认张学栋为“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生前所在班被命名为“张学栋班”。

14．张映鑫：解放军某部9连2班长。62年10月20日，在边境自卫反击战攻克沙则战斗中，他率领2班炸毁2个地堡。正当准备冲向第三个地堡时，第二个地堡火力点复活了。全排战士陷入两地堡前后夹攻的困境，张映鑫将最后一个手榴弹投入地堡，却又要被敌人反投出来，在这紧急关头，他一跃扑向枪眼，双腿堵住射孔。手榴弹炸毁了地堡，张映鑫因伤过重而牺牲。战后，国防部追授其“战斗英雄”称号。

身穿飞行服飒爽英姿的王伟

英雄王伟驾驶歼8-2战斗机拦截美军侦察机

陵水中美撞机事件大事记(2001.4.1-8.11)

4月1日

中美战机在南海上空遭遇 美机撞毁我机

美国一架海军EP-3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东南海域上空活动，中方两架军用飞机对其进行跟踪监视。北京时间上午9时07分，当中方飞机在海南岛东南104公里处正常飞行时，美机突然向中方飞机转向，其机头和左翼与中方一架飞机相撞，致使中方飞机坠毁，飞行员王伟失踪。美机未经中方允许，进入中国领空，并于9时33分降落在海南岛陵水机场。

朱邦造就美军侦察机撞毁我军用飞机发表谈话

外交部发言人朱邦造就美国军用侦察机在南海空中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件发表谈话说：发生这一事件的责任完全在美方。中方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和抗议，对美方给中方造成损失问题，中方保留进一步交涉的权利。

4月2日

布什紧急召集安全部成员商讨美机撞毁中国战机事件

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紧急召集美国国家安全部成员开会，商讨美国侦察机撞毁中国战机事件以及中美关系即将面临的局势。布什称，他对中国政府的反应感到"不安"，要求在"没有更多干扰因素"的情况下与机组人员见面，并要求中方归还美飞机。

美军EP-3侦察机

4月3日

国家主席江泽民：飞机碰撞事件责任完全在美方

中国军用飞机在中国沿海对美国军用侦察机实施跟踪监视，属于正当的飞行活动，符合国际惯例。中方飞机坠毁的直接原因，是美机违反飞行规则突然向中方飞机转向、接近造成的。发生这一事件的责任完全在美方。中方对美机未经许可进入中国领空并降落中方机场一事保留进一步向美方交涉的权利。

美国外交官在海口与侦察机机组人员第一次见面

美国外交官员与机组人员进行了第一次见面，并称24名机组人员安然无恙。

4月4日

鲍威尔拒绝对撞机事件进行道歉而只是说遗憾

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对中国飞行员失踪表示遗憾，并以个人名义致信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表示他的遗憾。白宫称，这一事件局势的转变取决于中方。

唐家璇外长召见美大使普理赫：美方不要做出错误判断

外交部长唐家璇在北京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就美国军用侦察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一事再次向美方严正交涉。他指出，撞机事件发生后，中方一直采取冷静、克制和负责任的态度处理这一事件。中方还从人道主义考虑，对美方机组人员予以安置，并安排美驻华使、领馆人员与其见面。但美方不仅不面对事实，承担责任，反而摆出霸道架势，强词夺理，混淆是非，一再对中方进行无理指责，错上加错。

4月5日

江泽民在智利发表讲话：美国必须向中国人民道歉

江泽民主席在访问智利时说，美国应该就美侦察机同中国战斗机相撞一事向中国人民道歉。中美两国领导人必须就这件事寻找出一个解决方案，因为这样做有利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大局，对此次事件应该小心谨慎的处理。

外交部发言人要求美方就撞机事件进行正式道歉

中方对美国总统布什的遗憾表述表示欢迎，并坚持美方应对撞机事件做出正式道歉。

布什首次就我军机被毁及飞行员失踪表示“遗憾”

美国总统布什就中美撞机事件再次发表评论，对中国飞行员失踪一事表示"遗憾"。他说，不希望此次事件破坏中美关系，并称，美机组人员该回国了。

外交部发言人称美国表示“遗憾”是朝正确方向迈出一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对撞机事件以及失踪的中国飞行员表示"遗憾"，是朝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美国应该对撞机事件负责，同时应该向中方道歉，并以合作的态度来帮助解决这一事件，只有这样做才不至于影响中美关系的大局。

4月6日

布什称中美外交谈判取得进展

美国总统布什说，美中双方在释放24名美方机组人员和返还美方飞机问题上"取得进展"。国务卿鲍威尔告诉记者，中美两国已经"交换了明确的观点"。

美国参议员称中美官员正就撞机事件草拟联合声明

美国参议院军事常设委员会主席约翰?沃纳说，中美政府正在合作草拟一份联合声明，表达两国对撞机事件所持的共同立场，两国首脑都将亲自阅览此信。他还说，布什政府对事件最终能够得到圆满解决非常乐观。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从国民党史的角度深入研究国共关系，全面地论述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新中国成立前国共两党关系的发生和发展，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如大革命时期孙中山及国民党内各派系在不同时期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抗战前夕国民党在如何对待中共问题上的态度变化；抗战时期国民党对中共政策的演变过程，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的决策；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决策，国民党统治的崩溃的过程，1949年国共北平谈判等。

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关系走向全面紧张和全面对抗，但随之而来的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相继爆发，使中共中央被迫再度调整自己的政策。由于美、英和苏联结成战时同盟，毛泽东很清楚，这种情况下战后来自国际的压力势必要求中共与国民党进行妥协。为了争取最好的妥协条件，毛泽东甚至一度提出拜会蒋介石的提议。尽管由于党内的反对，毛泽东放弃了这一计划，他还是派林彪前往重庆去与蒋介石联络感情。而后更郑重其事地派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前往西安和重庆，与国民党进行正式商谈。只是，由于共产国际很快宣告解散，国民党人相信共产党已经失去国际靠山，因而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优势，反而使双方关系再趋紧张。

剿不得、抚不得，蒋介石倍感头疼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前后，国民党内在对共产党问题上主要有三派意见。一派以白崇禧为代表，力主乘中日形成僵持局面，马上开始实施军事“剿共”计划，不怕与共产党关系破裂。一派以贺衷寒、张治中为代表，反对采取军事办法，主张通过谈判化解双方的感情对立，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对这两方面的观点，蒋都不以为然。蒋介石比较倾向的是以胡秋原为代表的另一派观点。他们相信和平解决共党问题已无可能，但“目前非武力解决共党之时”。其理由是：“（一）敌人大军尚压国境，一旦武力冲突，将与日寇以可乘之机。（二）本党军力虽优于共党，但尚不能一举而击溃之，一旦旷日持久，可生他变。（三）共党问题为一政治问题，不能全恃军事解决。过去总裁在剿共时期曾有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之名言，今日本党政治虽有进步，但现有之政治，如无军事之掩护，尚不足以应付共党。（四）共党以其宣传策略在社会上、在民间仍博得一部之信望。（五）海内外民众惟恐内争，一旦武力对共，必引起人民之恐慌。（六）苏俄与共虽非一体，但苏俄愿见共党势力强大，则不成问题。我国今日虽不倚赖苏俄，但苏俄友谊仍为必要。一旦武力对共，苏俄有停止对我供给，及与敌人妥协可能。（七）英美虽不愿中国共党势大，但亦不望中国此时内战，一旦武力对共之事发生，足影响国际对我之观感。”因此，他们的观点是：“制裁共党最良时期为对日大反攻之时”。此前可以“争取时间，充分准备”，并“于接近共党之区，建立碉堡，防止共党之扩张，且为他日缩小包围圈与推进据点，逼共军与日军冲突，或可收一石二鸟之功”。到对日反攻时，“以排山倒海之力追击日寇，乘时将共军加以扫荡，最为适当。”

胡秋原等人这时显然不了解，蒋介石其实已经开始在陕甘宁边区附近尝试用“建立碉堡”的办法来对付共产党的扩展，并做以后必要时推进之据点了。不仅如此，蒋实际上还展开了对中共各个根据地，特别是对陕甘宁边区的全面封锁，力图隔断中共与外界的一切联络。只是，建立碉堡也好，全面封锁也好，只能达到部分效果。因为国民党军除了能对陕甘宁边区采取筑碉和封锁的政策外，对共产党在敌后的各个根据地可以说根本就无能为力。皖南事变发生，共产党彻底摆脱了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政令、军令束缚，独立自主，自行其是，甚至敢于公开挑战几年来已经得到全国公认的蒋介石的领袖地位，蒋介石硬不得，软不得；剿不得，抚不得，自然倍感头疼。

让蒋深感庆幸的是，在皖南事变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世界上竟接连发生了两件对中国国内政治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一是6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苏联西部防线土崩瓦解，莫斯科无暇东顾，被迫停止对华军援，全力抗德。二是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出于牵制日本的目的，美国开始成为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不仅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从此地位无虞，而且中国很快摆脱了苏联的影响，转而成为美国在亚洲最主要的援助对象和同盟者，这让一直对继续暗中支持中共的苏联充满反感的蒋介石倍感释然。在蒋看来，苏德战争使苏联自顾不暇，也意味着共产党失去了国际支持，短期内不再可能危害国民党了。

林彪回国受命谈判，国共关系明显缓和

让蒋介石印证了自己判断的，是太平洋战争爆21天后在苏联治病的原第八路军115师师长，他过去的学生林彪突然回国，并且一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就专门经过新疆督办盛世才向蒋介石报到。蒋马上就意识到这里面一定有苏联人的意图在里面，因为苏联很可能是急于要缓和国共紧张关系，推动中国抗战，以确保日本不会乘机配合德军从东线发起进攻。

蒋自然认为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因而他对林彪回国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当即通令西安、兰州党政军在严密监视下一律不得留难，并应极力加以影响。

1942年1月5日，林彪飞抵兰州，即受到国民党当地军政负责人朱绍良等热情款待。16日，林彪抵达西安，更是备受重视。不仅国民党党政军各方分别宴请和谈话，而且蒋介石的嫡系将领胡宗南还专程由前方赶回西安，与林彪晤谈。果然，林彪一回国就大谈国共合作，乃至共同建国的必要性。在1月31日的谈话中，林彪断言：“只要求得抗战胜利，不再内战，而采取各国新机器与技师，建立非帝非社之三民主义国家，则不出数十年，不但能由半殖民地而一跃为独立国，且可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他说，两党间之分歧，主要为两点，即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和如何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军令、政令之统一，共产党并非怀疑三民主义，并愿意在公平的基础上实行统一军令、政令。

对此，胡宗南频频示以同情，称之为“新言论”，甚至当场表示愿意重新调整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可以考虑为八路军补充作战武器，让其干部到战区医院治疗，进而还专门派军医处长到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为共产党的干部看病，并亲自押车为林彪送来大批军事书籍，以示其诚意。

莫斯科这时的态度显然多少影响了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政策。季米特洛夫1941年12月中致电毛泽东称：“我们认为，毛泽东必须直接和蒋介石联系，以消除国共之间存在的误会，加强中国人民的团结，使中国的武装力量能够统一起来，组织起反对日本军队的具有决定性的进攻行动。共产党应当表现出最大程度上的理智和果敢。”

林彪回国后，国共关系明显地进入较为缓和的时期，双方固然仍未恢复此前各种联系，但不仅军事磨擦明显减少，就是中共过去政治上的进攻，也完全停止下来了。即使是发现6月间国民党曾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布防和行动问题，一直强烈主张进攻的毛泽东，也主张力谋缓和。周恩来6月17日曾密报蒋召开讨论对共军事行动的军事会议，胡宗南部正在做军事准备，蒋西北剿共决心已定的消息。毛当天即复电要周“即找刘为章作和缓运动”。据此，7月初，中共中央开始公开发表纪念抗战五周年的“七七”宣言，宣布说：“我们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解决过去国共两党间的争论问题，来与国民党及各抗日党派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

中共大后方秘密机关几遭毁灭，被迫放弃敌后武装斗争

毛泽东决定采取缓和政策，除了莫斯科方面的原因外，也还因为这个时候中共的秘密工作出现了严重的破绽。自1941年底开始，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成功破译延安与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之间往来的密电。戴笠几乎逐日向蒋介石提供延安与重庆之间来往电报的内容。很显然，这一情况直到1942年1月下旬才被苏联情报人员发现，并通知了莫斯科和中共中央，但已经泄露了大量机密，并使中共在国民党区域内的一些重要组织机构被连续破获。苏联在重庆方面的情报人员报称：“中国中央政府情报机关头子戴笠掌握了中共和八路军在重庆的代表的电台工作用的暗号、密码和发报时间。”“所有中共电台的位置均已被戴笠的机关查到了，电报被截获和破译。1942年有超过60份电报被破译，导致好几位重要的共产党人被捕。”这种情况显然让中共中央和其重庆代表团深感紧张和被动。

另一件让中共中央倍感不安的事情，则是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的自首叛变。袁乘蒋鼎文1942年1月12日接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际，于2月3日偕其妻前往自首，当即供出前司令长官卫立煌与中共八路军领导人秘密往来的情况。袁并同时供出了其在洛阳所知道的中共秘密党员的姓名、住址等。袁还供称：中共中央目前的策略原则是：“打击顽固力量，争取中间力量，组织进步力量”；自卫方针是“一打一拉，一拉一打，连拉带打”；军事方针是“不准放弃现有阵地一步”，在华北着重“清除异己力量”，在华中着重“巩固阵地”，“共党五十万扩军计划，因军事装备已超过供给力之饱和点，故其武装数量上不得不遭此限制”，现在晋冀豫兵力五六万人，冀察晋兵力约5万人，山东10万人，热察约2万人，察绥约万余人，陕甘宁连同地方武装约7万人，华中约6万人。在大后方和国民党军队内部均采取“隐蔽埋伏”的办法。袁并声称：他于1939年冬之后即两度向卫立煌表示想要脱离中共投效卫，均被卫婉拒，并似将消息转告给了中共方面，致袁被投毒和跟踪。

更严重的打击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的破获。还在1941年7月，国民党已破获中共江西省委，被捕人员自首后经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训练，继续以原来身份与其上级机关南方工委保持工作关系。1942年2月23日，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上报行动方案称：除准备利用已自首之中共江西省委人员破获中共南方局外，并准备利用省委中有湘、鄂、粤、闽诸省线索者，“打击其高级组织”；利用省委中有出身闽西者，解决闽西中共武装；以省委中过去部属已为新四军长官者，“瓦解伪新四军实力”；利用此次捕获的经验丰富，并熟悉各省情形的中共武装战斗员30余员，“经训练后，多数编为行动队，即将开去赣闽边境，对付曾镜冰部，如酌量予以配备，亦能潜去皖省，进攻伪新四军”。

随后，不知底细的中共南方工委派组织部长郭潜到曲江交通站，与江西省委和粤北省委接洽工作，于5月26日被捕，郭在要求生活与生命安全和秘密自首等要求被答允后，即于当晚叛变。郭并带领特务人员于29日抓捕了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和省委组织部长饶富君及交通、译电员等15人。紧接着，江西广东两省的特务人员在郭潜的引导下，赶赴广东乐昌，于30日密捕了这时化名周织的中共南方局负责人之一廖承志。几天后，南方工委宣传部长涂振农、副书记张文彬等25人，与县委一级40余人亦告被捕。7月9日，郭潜还带领国民党特务人员前往桂林，逮捕了广西省工委副书记苏曼等30余人。

这一连串打击，使中共在大后方主要的省一级秘密机关几遭毁灭。中共中央被迫正式决定放弃在大后方发展武装斗争的方针，解散省一级党的机构，并且取消南方工作委员会。中共中央明确电示：“鉴于浙江、江西、广东三个省委破坏的教训，秘密党内必须取消省委特委的组织，只保留县委，如某些县委也不能保留者，则只保留支部。”

迫于形势,国共高层积极会晤

当然，无论是莫斯科的态度，还是中共秘密工作连遭破坏，都并不是中共中央这时决心采取缓和国共两党关系的主要原因。促使中共中央相信有必要采取此种步骤的，根本上还是国际大势。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向被视为国际反共势力的美、英与苏联结成了反法西斯联盟，预示着战后国际政治格局也必定会是一种妥协的局面。因此，毛泽东相信，只要苏、美、英三大国结为一气，国共关系就不可能继续紧张下去。特别是美国参战，战争很可能会很快结束，现在就必须要考虑到战后不得不继续与国民党合作的情况。

这也就是说，必须估计到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都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不难看出，苏联和英美之间关系的改变，最直接地推动了中共中央策略的转变。中共方面此时已不能不开始考虑战后实行国民党此前提出的《中央提示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问题了。这样一来，一度成为国共间严重障碍的国民党的划界方案，又渐渐成为可供讨论的基础。

1942年7月5日晚，中共中央驻重庆代表董必武遵照中共中央电示，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谈话约两小时，表示希望政治解决国共纠纷之意，并强调仍将坚持1937年9月22日宣言拥护蒋委员长，服从三民主义的承诺。

11日，国民党高层讨论后，再派张治中与周恩来及董必武晤谈。周、董主要表示了以下几点意向：（一）抗战胜利中共有坚定信心；（二）在取得胜利前必遭空前困难；（三）克服困难办法主要是国共合作，障碍两党团结的军事政治问题总可谈得解决办法。这是因为，（1）中共军队在委员长领导下抗日，其历史不同，有其自身特点，想把它一下子变成另一种特殊势力，绝难做到，在真正民主共和制下，共产党并无永远保持特殊军队之意；（2）政权问题，共产党人虽有局部的和临时的政权，但为抗日需要，共产党人至今尚无与中央政权对立的全国性政权系统，这与内战时期另有中央政权是不同的；（四）请联络参谋速归延安；（五）请中央指派人员和共产党代表经常接洽；（六）请中央了解中共中央“七七”宣言所表明的政治态度。

同时，周恩来、董必武都先后提出请国民党释放叶挺及廖承志的问题，并要求见蒋。对于请国民党派回联络参谋一事，王世杰、张治中都满口答应，至于中共中央要求见蒋一事也同意转达，只是他们一再强调军政统一问题，称此为解决两党关系之症结。故而王世杰与张治中一面要周恩来、董必武考虑具体办法，一面则明确提出进一步商谈是否仍应以何、白皓电即“中央提示案”为基础的问题，要求周恩来等郑重考虑。而在商得结果之前，他们一致认为不好转达释放叶挺等事。

7月21日，蒋介石亲自接见周恩来。蒋对派回联络参谋事及指定代表与共产党谈判事也都一口答应，并当即指定张治中、刘为章与共产党人谈判，指定卜士奇任日常联络，原来的联络参谋继续去延安工作。蒋介石的态度表明，他也在期待着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使共产党的态度能够有一个较大的转变，从而能够通过政治的方法，而不必通过军事的方法，使共产党真正回到国民党的体制当中来。

特别是新疆盛世才这时突然开始改变过去依赖苏联的态度，转而归顺重庆中央政府，且西北回民骚动亦得以顺利解决，蒋介石自然更加渴望将共产党问题也一并加以解决。为此，蒋介石于8月14日再度约见周恩来，告诉他说：“目前战争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则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应好好解决。”为此，他明确提出，准备一周后去西安约毛泽东一晤，要周电告延安方面答复意见。

国际形势突变,毛泽东执意会见蒋介石

蒋介石主动约毛泽东商谈国共关系，显示他对解决两党关系问题这时相当重视。而毛泽东这时看上去也有同样的热情。

毛泽东提出，由于“目前英美不愿中国内战，美国表示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丘吉尔七七致蒋贺电中有抗战五年由于坚持统一战线的话”，国民党态度正在好转。“国民党内部过去有一部分人倾向武力解决，但始终未下决心，现因国内外情势变化及我们坚持合作政策，他们已有改取政治解决的表示。”据此，我们现在也可以向国民党表示：“在战后或反攻阶段具备了北上条件时，我黄河以南部队可以开赴黄河以北”。因此，毛泽东对蒋介石的约谈十分重视，当即复电周恩来：“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当周恩来去电兰州，向正在兰州视察的蒋介石报告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再度又电周，称：“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惟既已电兰请示，已不好变更，或俟蒋复电后再说。”可见，毛泽东是很想利用这一机会去见蒋介石的。

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先派林彪去西安见蒋，看情况再定毛泽东是否见蒋。周恩来这时尤其不摸蒋的底细，一再劝毛不必表示见蒋愿望。然而毛泽东却鉴于英美苏日益接近，世界大势已为之一变，影响到中国政治前途，国共两党势必要做长期合作的打算，因而确信自己有见蒋的必要。

周恩来不得不于9月5日再电毛泽东，强调“见蒋时机尚未成熟”，并详述其理由称：（一）蒋介石这时虽趋于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决非民主合作；（二）蒋介石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三）蒋介石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不可不防；（四）国民党对于国际局势的看法与中国共产党相反，他们多认为英美苏此时正需要中国拖住日本，这正好便利于他们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五）对于中共中央主张缓和两党关系的“七七”宣言，蒋介石实际上以为是由于苏联让步，而中共不得不屈服；（六）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出来见蒋，蒋正可利用此一机会打击地方势力和民主势力，而陷我于孤立。他特别以自己屡次要求回延，蒋置之不理一事提醒毛说：一旦蒋介石“藉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不能不防）”，“于我损失太大”。

然而，毛泽东仍旧坚持认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当然，依照政治局的决定，毛泽东同意暂不见蒋，但他坚持：（一）林彪见蒋时，关于我见蒋问题应说我极愿见他，目下身体不大好，俟身体稍好即可出来会见，惟可不确定时间；（二）何应钦、朱家骅及ＣＣ系都将在国共谈判时起破坏作用，地方势力及某些小党派亦不愿国共好转，故应告蒋对上两部分人须极力警戒，不听他们挑拨的话。他相信：国内关系总是随着国际关系为转移，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到今天，国共间都没有大的冲突，特别是英美苏订立具体的同盟条约和滇缅路断后，蒋已下亲苏、和共决心，我们估计这个好转的总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解决具体问题。故在此接近国共解决悬案相当恢复和好时机，对于国民党压迫各事，应极力忍耐，不提抗议，避免一切枝节问题，以求悬案之解决与和好之恢复。

林彪先行赴西安见蒋，转告毛泽东意见

9月初，共产党方面得到国民党正式通知，林彪可于日内赴西安见蒋。由于山洪冲坏公路，林彪于14日才得以在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陪同下乘车出发，17日才到达西安。而蒋已不及等待，于日前离开西安返回重庆了，但留话要林彪转往重庆面谈。据此，毛泽东指示林彪在西安与国民党各方接谈后即应转赴重庆。林彪此后因蒋介石过于忙碌没有时间见林，而不得不在西安停留近一个月，先后与李宗仁、胡宗南、范汉杰、谷正鼎等洽谈，并与蒋介石指定的与共产党接谈的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见了面。

张治中特别对1940年划界谈判中国民党方面的意图进行了解释，他声称：何、白皓电他是起草人之一，当时国民党方面并无驱逐共产党军队于华北绝境之意，且当时华北敌情也并不严重。至于边区磨擦，张治中断言蒋介石向来没有以武力压迫陕北之意，或许有个别人有此主张也难说，但不是蒋。张表示欢迎中共中央“七七”宣言中表现的合作诚意，强调国共关系应当在根本问题上求得接近，否则枝节问题仍是谈不通的。对于林谈到的战后共产党军队愿意北移一事，张当场表示：战后中共军队另划地区是适合时代潮流的，但也绝不可形成国中有国的现象。

10月7日，林彪到达重庆，进而于13日在周恩来陪同下面见蒋介石。双方寒暄后，林彪首先告诉蒋介石，说毛泽东本拟亲自来见蒋，只因当时有病未能前来，待身体康复后仍愿来与蒋一晤。蒋介石问林彪：“汝此次来渝，毛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与否？”林彪称：“我未动身以前，延安方面接得校长电报，毛先生即提出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约我数度谈话，其所指示者，大抵系根本问题——如中共对于抗战建国之观察，与国内统一团结问题，以及对于委座之期望等”。接着，林彪围绕如何抗战建国与团结统一，以及两党争论问题谈约一小时。林彪特别转告毛泽东的意见，希望国共两党今后“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称“此三句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见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为政治上全党所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

因此，就中共言，不仅现在决不采取违反此种思想之畸形政策，即到将来亦必如此；不仅现在要拥护委座，即到将来亦必拥护”。林彪最后批评国民党“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强调“中国社会之特点，决不容国内再发生战争，否则，必为全国社会之所反对”。蒋介石对于林彪的谈话，初则频频点头，而至听到林彪批评国民党有人主张内战时，则一再看手表，明显地不愿再听了。谈话遂就此而止。

六大原则，周恩来力主毛泽东暂缓见蒋

林彪此行明显地起到了缓和两党关系的作用。到重庆后，他先后会见了几乎所有国民党在重庆的军政要员，如何应钦、白崇禧、孔祥熙、孙科、冯玉祥、陈诚、张治中、刘为章、康泽、冯玉祥、贺衷寒等，及众多黄埔生。据林彪的看法，多数人“对国共关系态度，较党棍公平得多”。

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显然相当满意，因而仍对亲去与蒋谈判深感兴趣，要求林彪“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但周恩来仍旧坚持表示不同意见。

周指出：“蒋及国民党负责诸人（连何应钦、康泽在内）均倾向于政治解决中共问题，以代替全面军事破裂，可是，第一，他们并不急于解决，因为他们认为时间愈长愈好，”时间愈长则我们困难愈多；“第二，他们所认识的政治解决，乃是我们听命（服从调遣、统一编制、奉行法令等）于他们的领导下，决非民主的合作和平等的协商；第三，他们政治解决的中心，仍以军事为主，而以能否服从调遣、变更防地为前提，将一切其他问题归之于不听调遣，便无法改善关系；第四，他们决不先提要求……要看我们能做什么让步”。周恩来估计，与蒋介石进一步谈判只能出现以下结果：（一）如不解决具体问题，则目前可在表面上缓和，而实际上绝不放松压迫；（二）如愿解决问题，必须我先让步（必须是军事上而且是防地上让步），我将没有具体收获；（三）如我们只作口头上让步（如表示愿听调遣，但实际困难一时尚难移动），他们亦照样口惠而实不至；（四）如我们能做某些让步（如广东东江游击队改编、湖北撤退等），他们亦可实行某些让步，但不会实现我们全部要求；（五）如林向蒋始终不提全部要求，口头上表示愿听调遣，申明困难，请求接济，蒋高兴时或可答应给点药品之类；（六）如林向蒋提全部要求，而不提愿听从调遣事，蒋必默默不语，且使关系弄僵，不利于目前形势之缓和。鉴于此，周恩来提议：目前应重在缓和两党关系，重开谈判之门，而不应急于解决问题。在步骤上应先谋缓和，只谈大的原则，不及具体，于见蒋时亦可表示愿听调遣，但说明困难，请求停打并准予接济；于见张（治中）时除要求停打外，说明愿听调遣但有困难，某些防地或可移动，惟必须首先解决许多困难。

考虑到蒋与林彪谈话中没有再提约毛谈的话，周恩来的意见亦不无道理，毛泽东于10月28日复电周恩来称：“同意所提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林在二次见蒋后即回延。”至此，毛泽东最终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同意了周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估计，决定暂时不去见蒋了。